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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修辭術: “修昔底德陷阱”中的陷阱

                凯发k8网站*k808·vip   杜佳   2020-02-11 18:06  

                川普治下,“大國競爭”成為一門顯學,是美國制定國家戰略的基調。

                在白宮決策層裏就充斥著斯金納這樣的官員,鼓吹所謂“文明的沖突”論。還有那位█前“國師”史蒂夫·班農,逢人便講“修昔底德陷阱”,試圖以此為歷史依據和理論基礎,聯合盟友抵抗所謂中國正在建立的“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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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類右翼班農,一直在鼓吹“與中國的戰爭”,他號稱看過《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而且唯獨推崇霍布斯翻譯的版本。)

                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據說意思是,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往往爆發沖突,甚至爆發戰爭。它的歷史原型是發生在約2500年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希臘世界的新興霸權雅典對陣傳統大國斯巴達。

                發明“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詞的是美國政治學者格拉漢姆·艾裏遜(Graham T. Allison)。他發現,在過去的500年裏,新興大國挑戰守成大國發生了16次,其中12次導致戰爭。而中美之間的“大國競爭”,艾裏遜認為“爆發戰爭比不爆發更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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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裏遜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2017年,川普剛剛上臺,請▓艾裏遜去白宮,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上發言,主講伯羅奔尼撒戰爭。一時間媒體躁動,“陷阱”二字█被加大加粗出現在各種頭條。)

                一種特殊的“政治修辭”

                不過,伯羅奔尼撒戰爭雖然是當時希臘世界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但卻不是“新興大國挑戰守成大國”的簡單模型可以概括的。

                在這場大戰爆發前半個世紀,波斯帝國入侵希臘,波希戰爭爆發。雅典和斯巴達由於自身國力雄厚,成為希臘聯軍反抗波斯的盟主。雅典建立起強大的海軍,而斯巴達的陸軍稱雄地面。

                波斯戰爭結束後,這兩個城邦野心膨脹,導致聯盟破裂,開始第一輪爭霸戰爭。希臘出現兩大集團對峙的局面,一方是雅典領導的“提洛聯盟”。另一方是斯巴達領導的伯羅奔尼撒聯盟。

                艾裏遜則稱雅典是“快速崛起的勢力”,而斯巴達是“老牌勢力”,從而突出了“新興”與“守成”的矛盾。

                但這種劃分並不準確。

                根據修昔底德的論述,雅典和斯巴達在波斯戰爭結束後其實都開始奉行帝國主義路線,走上快速擴張的道路。它們的利益錯綜復雜地在許多地方形成了潛在的沖突點。與其區分誰“新”誰“舊”,不如說兩個擴張的強權遲早會撞在一起。

                並且,這其中還有更復雜的“是非”問題。

                在這兩強中,雅典的帝國主義氣息尤其濃厚。它仗著海軍力量在希臘是世界第一,在海面上橫行霸道,把盟友變成附庸,四處收取貢金,幹涉他國內政,遠征軍的足跡到達埃及,已經引起了廣泛的不滿。此外,雅典特別喜歡輸出█“民主”。一個城邦(如科基拉)民主派和貴族派發生鬥爭, 雅典會出兵援助民主派,在城邦建立親雅典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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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修昔底德在略帶惋惜和悲哀的敘述中,實際上一直要試圖去呈現,為什麽“偉大的雅典”最後墮落成一個帝國主義強權,並最終招致了衰亡的命運。)

                因此斯巴達決定開戰時,提出了一個在今天看來很普世性的理由:要將希臘從雅典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不企求建立帝國,我們要努力去推翻帝國”。甚至據記載,連德爾斐神廟的神都答應支持斯巴達,暗示出斯巴達的戰爭努力是在替天行道,以懲罰雅典人的不正義行為。

                關於雅典的“帝國主義論調”,其中一例特別體現在雅典入侵米洛斯島時,雅典派出使節勸服米洛斯領導人投降,公然聲稱:“誰有力量誰就應該統治!”

                “強者為所欲為,弱者逆來順受。”這就是天理自然,既是神的意見,也符合人的天性。每一個國際關系的學者今天對於米洛斯典故中透露出的這一世界觀都爛熟於胸。

                “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雅典為什麽可以不講道理?因為它強大,它本身就是道理。為什麽它強大?因為它高尚、文明。反過來,因為它高尚、文明,所以可以“為所欲為”。

                無所不在的大國優越感,高人一等、為所欲為的強權邏輯,如此來看,快速崛起從而挑戰斯巴達的雅典帝國,更像是現在的美國,而不是中國。

                美國的確是強者,而且,川普治下的美國的確“為所欲為”。國際組織想退就退,條約想撕就撕,外國現役將領想殺就殺。川普正在實踐著這套“現實主義”哲學。

                因此,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兩個強權之間的關系,本來絕不僅僅是新與舊、先與後▓的問題,而是包含著豐富復雜“教訓”的問題,這中間牽涉到公義與私利的沖突,牽涉到各城邦的內政得失,更包含著霸權主義邏輯帶來的災難的啟示等等。

                但一些學者和政客之所以要代之以新興國家與守成國家的區別,將這段歷史簡單化敘述,並生搬硬套21世紀的現實,其目的在於導向某種有著特別需要的政治修辭:自古以來新興大國都會與守成大國爆發沖突,中國正在挑戰美國霸權,形勢很危險,美國必須先發制人、遏制中國的崛起。

                這種意識形態式的政治宣傳,真的成了不問是非、只問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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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裏遜:《註定的戰爭:美國與中國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麽?》)

                戰爭的本質:“霸權主義”災難

                實際上修昔底德花費了很多篇幅來詳細描繪戰爭的緣由。從中我們可以進一步透視這場戰爭的性質。

                戰爭的導火索是科林斯和它的殖民地科基拉的沖突。科基拉不敵科林斯,決定派人到雅典求援,與雅典結盟。而且,科林斯和科基拉的代表都到了雅典,在公民大會上發言,試圖說服雅典人幫助自己的城邦。

                科林斯屬於伯羅奔尼撒聯盟,此前雅典與斯巴達曾簽訂的三十年和約依舊有效,照理來說雅典應當保持中立。但是雅典最後選擇幫助科基拉,參與了科基拉反對科林斯的戰爭,並且圍攻科林斯的另一塊殖民地波提狄亞。

                科林斯氣憤不過,將此事提交伯羅奔尼撒同盟大會,稱雅典破壞合約,鼓動盟友對雅典開戰。就此,各方在斯巴達的這一集會上進行了辯論,甚至雅典也有代表在場。

                斯巴達國王阿奇達姆斯認為雅典是個強大的對手,他預見到到戰爭的規模將會很大,時間將會很長,因而反對戰爭。阿奇達姆斯指出,戰爭“會影響到許多人的生活、許多財富、許多城邦和它們的榮耀”,做決定不得不慎重。

                但大會最後以壓倒性的優勢決定:由於雅典背信棄義,聯盟一致對雅典宣戰。戰爭沒能避免。

                古希臘的歷史給人一種感覺,即他們的城邦註重科學和理性,又在決策過程中融入民主元素,一切都是為了讓政策的決斷更加審慎。

                特別是,據說雅典實行“民主制度”,有全體公民參加的公民大會和部落代表抽簽組成的500人會議,又用抽簽的方式選出執政官和將軍作為領袖處理軍國大事(雅典人相信,抽簽比選舉更加民主)。而斯巴達雖然是“寡頭體制”,保留了國王,但也有▓公民大會。此外,斯巴達與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其他城邦結盟,有關聯盟的事務,也是“民主地”由同盟大會裁決。

                所以,不管在雅典還是斯巴達,在公民大會上都可以充分發言。並且,當斯巴達討論是否對雅典開戰時,雅典代表可以出席會議,並發言為自己的城邦辯護。

                然而就是這幫“理性”的人,依靠這一套看起來很科學的決策體制,做出了最具有災難性的決策,發動了戰爭。

                戰火從西西裏島燒到小亞細亞,堪稱希臘世界的“世界大戰”。後世的歷史學家一般認為,由於戰爭過於殘酷和慘烈,古典希臘的黃金時代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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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麽一幫理性的人會做出這樣的決策呢?

                實際上,在希臘一致對外的“波希”戰爭結束之後,雅典和斯巴達就都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此前暫時的聯盟分崩離析,並且越走越遠。

                雅典的強權邏輯毫不掩飾,在開戰之前的這個伯羅奔尼撒同盟大會上,面對科林斯的指責,雅典代表自大的發言,與其說是為雅典辯護,不如說是火上澆油:“因為弱者應當臣服於強者,這一直就是一條普遍的法則”;有機會憑借強力而獲取某種東西的人,是從不會被有關正義的說教所勸阻的。

                至於斯巴達,當然也並非是替天行道的聖母。表面上它戰爭的動因是替同盟出力、反對雅典霸權,但實際上卻是在維護和爭奪自己的勢力範圍。在漫長的戰爭中,斯巴達的屠城與出賣盟友事跡屢見不鮮,整個的戰爭已經喪失了正義性,各城邦在為著利益相互廝殺,希臘陷入了長期的混亂與苦難。

                所以,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本質,是雅典與斯巴達奉行“霸權主義”所帶來的災難。這才是伯羅奔尼撒戰爭最重要的歷史教訓,也是修昔底德那些幽怨式的文字中,令人感傷的深刻啟示。

                雅典和斯巴達都兩國的統治階層,也就是“公民”階層,都在享受“霸權紅利”,信奉“零和”博弈,追求著一己私利,雙方都不願意讓出利益。

                在這種形勢下,民主選舉、公民大會,這些所謂理性的決策機制,只會以“民主”的名義加劇“霸權”邏輯的合法性,甚至以民粹的方式加速災難的到來。真是應了一句話:政治路線不對,越“民主”就越“反動”。

                新型大國關系如何可能?

                雅典的確“為所欲為”了,但苦戰28年後不得不吞下戰敗的惡果,“被徹底打敗,全軍覆沒”。勝利的斯巴達繼續濫用霸權,它的不義統治也未能長久,強盛的希臘土崩瓦解,一個時代壽終正寢。

                轉過來看看21世紀,又是誰在“為所欲為”?誰還在一味奉行“強權就█是公理”呢?

                如果不去透視這段歷史背後所示的豐富教訓,單純鼓噪什麽新興大國挑戰守成大國,鼓噪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那就帶有某種歷史“宿命論”的陰暗味道了。

                這種“歷史神學”,倒是很符合某些極端主義政客的胃口。班農和斯金納們選擇性地解讀歷史,給中國扣帽子;華府的政客鼓吹所謂“文明的沖突”,制造敵人。這更多是一種政治修辭術,他們以此為旗號,是要為其某種民粹主義政策尋找歷史根據,甚至只是為實現個人的政治野心而嘩眾取寵、制造恐慌、誤導公眾。

                然而當今世界的多極化潮流、經濟政治相互依存、國與國彼此牽制、總體安全需要構築命運共同體、兩強爭霸可能帶來的全球災難……這些都表明,霸權主義變得越來越不得人心,也越來越不可能繼續。這是浩浩蕩蕩的世界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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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和平崛起,是符合其歷史文化與世界政治經濟現實的理性路徑,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也可以符合世界的利益,這中間需要不斷在競爭與合作中▓尋找到照顧彼此的契合點。

                只要爭霸的大前提不存在了,就沒有所謂的這個“陷阱”、那個陷阱。所以,笨蛋,關鍵是反對霸權主義!而在這方面,美國也還得和世界人民一起多努力。

                實際上,連艾裏森自己也意識到這一提法被極端主義政客利用帶來的危險,因此,2019年3月他在來中國訪問的一個座談會上強調:我說的“修昔底德陷阱”,和你們想的不一樣;“中美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嗎?不,讓我馬上說三遍。不,不是不可避免的,不是不可避免的”。“這本書的目的是防止戰爭,不是對戰爭進行預測”。

                “中美要發揮想象力”,構築新型大國關系。

                本文為凯发k8网站*k808·vip原創文章,轉載請註明出處(www.dooo.cc)。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
                責任編輯:林夕 關鍵詞: 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 中美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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